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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张“分关”见家庭巨变

来源: 靖江日报 日期:2019-08-10 08:19

在我的家庭档案中,有一张用红纸写的“分关”,落款时间是“一九六五年四月三日”,尽管这张纸已有部分残缺,分关上当初的参与人员也都已作古,但它却清清楚楚地记录着当时家庭的财产状况。

立分关人周尧山是我的祖父,他生有两子(我的父亲排行老大)和三女,立分关时两子都已成家,我的两个姑母也已出嫁。我父亲生有我们姐妹五人。大家庭中共有十二人,正如分关中写道:“因人口众多,余夫妇年老力衰,难以维系家庭”,不得不将大家庭一分为三:祖父一家,叔叔一家和我家。当时共有五间五架梁瓦屋,也是全村为数不多的一幢“实墙实盖”的房子。听父亲说,祖父母一生勤劳,家中开面店、养老母猪及两头牛,农忙时节帮人家耕田耙地,因而比一般农户收入要高一些。“分关”上写着:“五间正屋南面两间分给长子,北面两间分给次子。”我家有七人,两间共约五六十平方米的房子要容纳大小四张床,还有土灶、农具及杂物,记得那时也不分哪间是堂屋哪间是房间,有两张竹榻床白天收起来,晚上再放下。每逢夏季,父亲就在前河边的一棵大槐树下搭个凉棚,铺张床。尽管会遭到蚊虫侵犯,但总比挤在屋里要凉快些。

从那时起,改建住房成了我们全家人的共同梦想。平时走路倘若看到一块砖或一片瓦一定会捡起来带回家;平日父亲反复念叨“一顿省一把米,一年就是一大坛”,因而喝的稀饭几乎能照出人影;偶尔家中来了亲戚,才会上街买鱼肉;穿的就更不要说,平时身上的衣服都是母亲纺制的粗布衣,一两件洋布衣服只在逢年过节或去亲戚家才舍得穿。我清楚地记得在那物资十分匮乏的年代,父亲每年还能拿全家平时省下的布票、油票等去集市上偷偷兑换。有一年正在交易,被“市管会”发现了,说父亲贩卖国家证券,搞“投机倒把”,最后身上的票券被全部没收,父亲回家气得几天都没下床。听说江南申港的小瓦便宜且质量好,父亲硬着头皮找生产队长借了条水泥船,从没有撑过船的父亲花了近十天的时间,冒着被风浪吞噬的危险,把一万多片小瓦运回了家。那几天母亲在家愁得整夜合不上眼。1975年春天,全家人吃尽了高晓声小说中“李顺达造屋,吃三年粯子粥”之甘苦,通过十多年的省吃俭用,一幢三间五架梁的瓦房终于落成,另加两间小屋,作为养猪和炊事用房。看着比原先宽敞了好多的新居,全家人都感到荣光和自豪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,如一缕春风吹醒了祖国大地,农村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,我家分到了四亩多责任田。祖祖辈辈从“一年一茬稻和麦,种田种到胡子白”模式中走了出来。父亲参加了县里举办的“多种经营”培训班,学会了种瓜、种大棚蔬菜的技术,使土地发挥了前所未有的效益。村子里一些头脑灵活,有一技之长的人则跳出农门,纷纷走向都市经商或打工,收入比种田翻了好几倍。群众生活像芝麻开花节节高,农村面貌也日新月异,广大农民从“有房住”到追求“住好房”,一幢幢楼房如雨后春笋般地崛起,看着村上几户新建的楼房,心中羡慕不已。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,开始筹划新居建设。1995年,父辈朝思暮想的“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”终于变成了现实,宽敞明亮的楼房取代了原先低矮的平房。为让年过八旬的父母享受一下城市生活,我又在院子里打起了水井,配上水泵,装上了抽水马桶,购买了彩色电视机。父母平生第一次住上如此宽敞的房子,用上这现代化的设施,整天笑得合不拢嘴。近年来,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,河水变清了,道路宽阔了,环境更美了,几位城里的亲戚来我家后都说:“住乡下真太有福气了!”

2006年,儿子大学毕业后通过公考分到了市公安局。看着儿子骑着摩托起早贪黑,每天往返几十里路上下班,心里不是滋味,城里必须有个安身之处!尽管当时手上经济实力并不够,但好在我及儿子可以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,缴个首付,每月扣除公积金就解决了问题,因而没费多少周折就拿下了拥有三室一厅的房子,全家人住一起舒舒服服。现在一家人平时以城市生活为主,节假日下乡换换环境,其乐融融。

转眼几十年过去了,我这个普普通通的家庭经历了从平房到楼房,从乡村到城市,从不够住到有房住再到住好房的不断变化。这一系列的变化正是祖国从一穷二白走向繁荣富强的一个缩影。我深深体会到:只有国家的富强才有每个家庭的富裕,祝福祖国明天更美好!

(作者:周竹青    责任编辑:刘博)